朕听说你们叫我大明一月皇帝第204章 夏雨涤尘 暗礁隐现

泰昌十五年的盛夏几场瓢泼大雨洗去了连日的闷热却也带来了江河涨溢的隐忧。

帝国四方在经历了春日的破局与新策后并未迎来预料中的顺畅发展反而在看似向好的局面下触及了更深层次的矛盾与潜藏的暗礁。

北疆社学的设立与汉文典籍的传播如同滴入油锅的水滴激起了微妙的反响。

一部分归附部落的头人乐于让子弟学习汉文化以亲近明廷换取更多贸易利益和政治优待。

然而更多的普通牧民对此心存疑虑视其为同化的开端担心失去自身的语言与传统。

甚至有流言在部落间悄然传播说明朝设立社学是为了让他们的子弟将来去内地当兵永离草原。

更棘手的是随着屯垦范围的扩大与边贸的繁荣汉民与牧民之间因争夺水草、耕地或因贸易纠纷而引发的冲突日渐增多。

以往此类冲突多由部落头人或边军将领调解如今则需北疆总督府下设的“理藩院”依照《边贸管理条则》及大明律法进行裁决。

裁决过程虽力求公允但法律条文与草原传统习俗之间的差异常令败诉一方（多为牧民）心生怨怼。

朱由检意识到文化融合与法律统一远非一蹴而就。

他一方面严令“理藩院”官员需深入了解草原习俗审案时需酌情考量避免激化矛盾；另一方面则加大了对遵守法令、与汉民和睦相处的部落的表彰与赏赐试图树立榜样。

北疆的治理从单纯的军事威慑进入了更为复杂、精细也更容易引发摩擦的社会整合阶段。

龙安州蒸汽的轰鸣声掩盖不住初现的尖锐矛盾。

随着工坊规模的扩大和《龙安工律》的深入推行工匠群体的权益意识开始觉醒而部分工坊主对利润的追求却有增无减。

一些工坊主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暗中延长工时、克扣工钱甚至忽视工坊安全设施维护与《工律》规定背道而驰。

冲突首先在一家中等规模的铁器工坊爆发。

因工坊主强行将每日工时增加一个时辰且未增加工钱引发工匠集体停工抗议。

工坊主试图以开除领头者威胁却激起了更大范围的反抗事态迅速蔓延波及小半个工坊区。

柳文耀面临两难境地。

若强力弹压则《工律》威信扫地工匠离心；若完全倾向工匠则可能吓跑资本影响龙安发展。

他亲自赶往现场并未偏听偏信而是召集双方代表及州衙官吏、匠师行会首领公开调查评议。

在查明工坊主确有违规后柳文耀当场宣布其行为违法责令其立即改正补发工钱并处以罚金。

同时他也告诫工匠诉求需依法依规提出不得采取过激行动影响生产秩序。

他借此机会进一步完善了《工律》中关于劳资纠纷调解的条款并推动成立了由州衙、行会、工匠代表三方组成的“工坊仲裁所”。

龙安的工业化进程在解决了技术、能源问题后迎来了更为棘手的劳资关系挑战。

东南海域张献忠担忧的“英吉利”阴影终于化为了实质性的威胁。

两艘悬挂着陌生旗帜、船体修长、帆装独特的战舰护卫着几艘商船出现在了广州外海。

它们并未像荷兰人或葡萄牙人初来时那般急于靠近或展示敌意而是保持着距离耐心地进行测绘和观察其冷静与纪律性令沿岸观察的水师官兵感到不安。

“海贸咨议司”通过澳门葡萄牙人的渠道终于确认了这正是英吉利东印度公司的船只。

他们此行的目的并非像早期西夷那样试图以武力强行打开贸易大门而是递交了一份措辞谨慎但态度坚决的国书要求与大明建立正式的外交与贸易关系并希望获得“与荷兰人同等”的贸易待遇。

张献忠拿着通译紧急翻译出的国书副本眉头紧锁。

“妈的这群英夷倒是比红毛鬼会来事！”他嗅到了不一样的气息。

对方看似礼貌实则强硬且目标明确。

他一方面下令水师严密监视不得让其船只未经允许靠近重要港口；另一方面则将此事紧急奏报朝廷同时召集幕僚研究这个新对手的底细与策略。

海疆的博弈因一个更精明、更有耐心的玩家的入场变得更加复杂难测。

日本长崎大明使团在幕府胜利后的高压下艰难地维持着存在。

杨涟与孙传庭依计行事向江户递交了措辞谦恭的国书重申大明愿与日本和平通商的意愿并对九州战事表达了“遗憾”隐晦地撇清与西南叛乱的关系。

幕府的回应冷淡而程式化感谢大明皇帝的“关切”重申锁国政策乃日本内政不可更改仅同意依照“旧例”维持长崎的有限贸易并严令使团不得与日本各藩有任何形式的私下往来。

使团的活动空间被压缩到了极致。

然而孙传庭（融合范仲淹武魂）并未放弃。

他通过极其隐秘的渠道与少数逃过清算、隐匿起来的西南藩国旧臣取得了联系。

这些人对幕府心怀刻骨仇恨且掌握着一些幕府内部不为人知的秘辛。

孙传庭并未要求他们立即行动只是保持着这条脆弱的线定期给予少量银钱接济如同埋下几颗不知何时才能发芽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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